源起招兵买马
借款打仗的历史已有数千年之久。公元前5世纪，当伯罗奔尼撒战争（编注：发生于公元前 431年至公元前404年的古希腊，雅典与斯巴达为争夺地区霸权而爆发战争，由此葬送了古希腊的黄金时代）开始后，斯巴达及其盟邦因为缺钱，不得已“无息”借用奥林匹亚和特尔斐神庙的储备金，并通过给予各种荣誉鼓励民众解囊相助。但严格来讲，这种方式系国王或领导者个人借城邦名义为之，尚属私债范畴。
真正意义上的国债历史并不长，其伴随西方的议会制一同诞生。1688年的“光荣革命”，使英国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的政治体制。次年，被拥立为英王的威廉三世与当时不断扩张的法国开战。由于战事旷日持久，军费激增，过去靠税收和短期筹措军费的老办法逐渐失灵。苦于资金周转的威廉三世只得以30%的高利率，从银行家和商人那里借钱打仗，从而无形中增加了战争成本。
在旁人看来，堂堂一国之君掌握至高权力，可谓呼风唤雨，怎么还得忍受如此苛刻的债务条件呢？
原来，在王权时代，王室借款并不一定会连本带息归还，而国王总有一天死去，其继任者很可能拒不履行还款义务。
所以，借钱给国王属于典型的“高风险投资”，债主们不是傻瓜，其贷款利率自然会水涨船高。
即使这样，代表新贵利益的英国议会仍不放心。1692年底，议会明确表态，“希望以最不会造成负担的方法来提供战争支出”，并通过了与国债相关的最早的一部法律。
在英国之后，荷兰、法国纷纷效仿，陆续发行了自己的国债。然而，由于各国对国债态度各有千秋，处理债务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导致国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迸发出应有威力。
那么，作为一纸凭证，国债的力量源泉究竟来自哪里？
交战方又该如何获取并驾驭这股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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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决定成败
从“光荣革命”到滑铁卢战役的127年里，英法长期为敌。两国有一半时间（64年）都在断断续续进行着战争。为有效筹措军费，自18世纪起，英国对财政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通过整合国库资金，简化交易方式，英国的国债体系走向成熟，并成功经受住了一系列战争与经济危机的考验。
反观法国，从1614年到1789年间，没有召开过全国议会，国王靠向税收承包人借款，甚至卖官鬻爵来筹集军费，且时常赖账，这些都导致法国国债的公信力不断下降。到18世纪后半叶，英国国债的平均利率为3.7%，而法国最好时仍高达6.1%。
王室财政危机最终演变为政治危机，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新政权更“狠”，上台后干脆一笔勾销了三分之二的债务。拿破仑称帝后，虽然曾经积极实施财政改革，但仍未能将国债利率降到足以大规模筹措军费的程度。于是，为了稳定财政，拿破仑维持了金本位制，靠占领地提供的赔款充实军费。
此时，正与拿破仑作战的英国，却以国债为信用基石筹到了大笔军费。1796年，英国成功发行了1800万英镑国债，第二年又追加了4000万。凭借雄厚的资金支持，1798年，纳尔逊率领强大的皇家海军攻占马耳他岛，并取得阿布基尔海战的胜利。与此同时，尽管普鲁士、奥地利等盟友多次战败，但来自英国的“输血”使之得以迅速重整旗鼓。据统计，1793年到1816年，英国提供给同盟国的援助金和融资超过5700万英镑。
或许会有人问，英国从哪搞到的这么多钱？
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除海外贸易及殖民地收益外，由于透明度和公信力较高，欧洲大陆的投资者更愿意将“宝”押到英国一方。据统计，到战争结束时，超过6%的英国国债为外籍居民持有。
一场绵亘百余年的英法战争，让人们见识了国债的威力，而慎重、合理地处置债务，则是获取这种力量的不二法门。事实上，法国失败的种子从开始就已埋下——“老赖”的法国王室，在债台高筑引发的政治风暴中轰然倒坍，革命政府则因过度发行货币而瓦解，并使本国信用度一落千丈，而拿破仑精心维持的金本位制，由于建立在“杀鸡取卵”式的掠夺政策基础上，也无法与英国“讲诚信，谋多赢”的商业模式长期抗衡。就这个角度而言，英法争霸更像一场两国间国债信用度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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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催生战火
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一战爆发，欧美列强花一个世纪的时间学会了英国人的“功夫套路”，发行国债筹措军费在各国蔚然成风。
凭借金融霸权，19世纪80年代以前，英国曾长期将国债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但随着欧陆各国实力与经济依存度显著增强，欧洲各主要国家与英国的国债利率差大幅缩小，无形中加大了债务违约的成本。
于是，人们开始乐观地认为，战争不会轻易爆发，因为市场将成为抑制战争的重要力量。同时，绝大多数人觉得现代化武器投入战场，将使一战像普法战争一样，在有限的战场上速战速决。因此开战之初，各国不约而同地回到了几个世纪前的老路上，即通过借款和短期国债融资。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战争走向持久化，无休止的堑壕消耗战令交战各方疲于应付。当他们忙不迭改为发行长期国债时，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却给了其当头一棒，发行工作困难重重。无奈，协约国只得朝大洋彼岸的美利坚伸手借钱。成了前者债主的美国人，自然不会坐视投资落空，遂于 1917年4月6日对德宣战，由此判决了德国的败局。
在这场历时4年零3个月的激烈搏杀中，各国均支出了巨额军费。其中，德国军费相当于战前 50年的国防预算总额，英法俄三国则分别为38年、27年和18年。巨额国债所累积的种种问题，在停战后开始集中爆发，而此时欧陆经济尚未回暖。
债务危机导致欧洲局势进一步恶化，社会对抗更趋激烈，法西斯力量逐步抬头。这时，各国终于真切地认识到：大量发行国债筹措军费，决非“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万能金丹。由于国债（包括战败国赔款）天然具有的连锁反应，最终使这场危机演变成了一颗摧毁国际金融体系、引发全球动荡的致命炸弹（编注：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而新的世界大战的导火索，亦就此被点燃。
不过，毫无节制地发行国债固然失策，但也不能借机拒不履约。历史上，苏维埃俄国就吃过这样的亏。一战中，沙俄政府为发动战争，曾对外大量发行国债，认购国中就包括英、法等“金主”。当时，协约国内部已形成了利益交错的“三角债”，比如英国欠美国 47亿美元，而欧洲盟国又欠英国110亿美元，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债务就是沙俄欠下的。然而，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新生政权却宣布“不承认沙俄及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时期的一切外债”。这下可捅了马蜂窝，因为这不仅将使协约国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甚至可能引发整个欧洲金融体系崩塌。
结果，本就在意识形态上与其对立的协约国，再也按捺不住心头之恨，悍然出兵向红军开战，用武力迫使俄国还债。为此，协约国方面还放出话来：
谁答应还债就支持谁！
于是，高尔察克、邓尼金、弗兰格尔等各路白军先后粉墨登场，让本已千孔百疮的俄罗斯大地更加残破不堪。后来，据苏俄方面统计，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给其造成的损失（390亿金卢布），已远远超过沙俄所欠债务（180亿金卢布）。
痛定思痛，经此劫难的共产党人终于意识到：要想建立一个稳定的政府，作为抑制通胀和筹措军费重要手段的国债是必不可少的。
在列宁领导的“新经济（爱基,净值,资讯）政策”时期，用黄金、糖等硬通货做担保的国债重新得以发行，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由此转危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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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预示结局
历史上，有无数关于战争胜负的预测和总结，但大多是基于固有经验的粗浅分析。事实上，每一次重大战役的后续影响，经常令自命不凡的预言家们大跌眼镜。耐人寻味的是，战争这头虚幻莫测的“猛兽”，它的气息却往往被市场上嗅觉灵敏的国债利率所捕捉。相关数据的变动，不仅能描绘出战局未来走向，甚至还能提前判定战争输赢。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由战前准备体制转向了战时体制。随着战场逐步从华北扩展到上海、南京，巨大的军费消耗使国债增发已成定局。据《昭和财政史》记载，1937到1945年，日本增加军费公债的发行额占到其国债发行总额的78%。而以日本4厘息国债为例，“七七事变”后的利率在伦敦市场就已突破10%，到1939年9月，二战全面爆发时突破20%，在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结盟时涨到了21%，已经达到了高危程度。
换言之，此时日本4厘息国债的实际价值仅有面值的25%，资本市场已经清晰地给出了信号：
日本将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战败已成必然趋势。
再说德国。法西斯上台后，与自己的东方盟友日本类似，同样选择了封锁对外经济、人为压低利率等方式大量发行国债。但由于德国民众对魏玛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马克6年中贬值1万亿倍）记忆犹新，再加上巨额赔款和外债，国债很难发行。
所以，纳粹德国在逐步对资本流动进行管制、限制企业投资和个人消费的同时，停止向市场发行国债，转而直接将国债卖给了金融机构。通过这种隐蔽方式，希特勒悄无声息地筹集到了巨额军费。
然面，军费的到位并不等于高枕无忧。先看一组国债与GDP的比率数据：1933年，德国仅为22%，同时期英国为 185%，日本65%，美国41%。但到了1944年，德国达到了200%，日本204%，英国182%，美国为96%。从这些数据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战争期间德国国债的轨迹。
另据统计，到德国战败时，其国内金融资产占国债比例已从1933年的15%上升到了95%。换言之，为了打仗，德国的家底基本被掏空了，最终等待它的只有战败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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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债务危机
纵观古今中外，债务危机屡屡出现，并且每次都与战争扯上了关系。以一战后的法国为例，前者共支出了1350亿法郎军费，还欠了英、美、日一屁股债（约470亿法郎）。为摆脱困境，其采取了向战败国转嫁负担的方式。结果，德国经济濒临崩溃，而法国的“要钱梦”也跟着打了水漂儿。当法国人清醒过来后，才发现自己是道义、实惠全都没捞着，赔了夫人又折兵。
然而为时已晚，由于“官逼民反”，德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希特勒也从啤酒屋政变中被人嘲笑的小丑，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利益的“捍卫者”。随着法西斯势力抬头，新一轮动荡与战争很快卷土重来。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2011年，美国债务危机的重要诱因，正是其过去10年为海外作战而向国内外发行的巨额国债。尽管有学者指出，美国不是当年的法国。目前，长期主导金融霸权的美国已深刻改变了国际金融格局，美元成为了世界经济的引擎，其他国家只能被动持有美国国债。
然而话虽如此，美债危机所造成的各种不稳定因素已开始逐步释放，其中受害最深、最直接的就是那些长期依赖欧美市场及资金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衰退，放大了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固有矛盾，最终演化为冲突乃至战争。至今尚未尘埃落定的“阿拉伯之春”，其导火索就是2010年12月，突尼斯一位年轻人因经济不景气无法就业愤而自焚。然而，整场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却似乎置身事外，难道说它感受不到一丝痛苦吗？
痛苦肯定是有的，只不过美国人早已看清了债务危机的根本威胁不在于债务规模多大，而在于世界对美元的信心几何。所以，尽管深陷债务泥潭，美国却愈发动作频频——“积极”插手国际热点问题，举行或参加一系列大规模军演，还“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提高了2012年国防预算。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外展示“肌肉”，维持各国对美元和持有美国国债的信心，并转移外界注意力。然而，“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果真能避免危机重现吗？
2012年初，美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已达100%，突破15万亿美元大关。这已经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了，但更令人震惊的消息却接踵而来，另据预测，10年后美国的债务规模或将超过25万亿美元！
在世界经济日益紧密相联的情况下，美国越来越庞大的债务，其实意味着全球金融风险也正在同比增长。一旦因美国债务违约引发全球动荡，人类是否会重蹈历史覆辙犹未可知（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