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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时下乡镇政府欠条竟成为地方“流通货币”，全国3000余乡镇政府债务率超100%，地方债在最基层的政府单位中已司空见惯。全国人大常委尹中卿则于8月表示，目前地方债的实际规模很可能超过30万亿元。
审计署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约11万亿元，而今年需要偿还的债务占债务总余额的21.89%，这意味着，2014年地方政府需偿还债务或高达近2.4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王保安此前曾表示：“在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而支出刚性强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偿债压力会进一步加大。”
地方债务的形成与尾大不掉，也许可以用部分官员责任感不强、制度建设不健全、监督不力来解释。不过更根本的原因是，地方确实需要一种融资渠道筹措资金维系经济发展的适度增速。有心者可能发现，虽然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相对较长的低缓期，但是地方债却没有因此而减速，反而快速膨胀。
或许可以这样解释该现象，经济发展越低缓，地方常规收入来源越萎缩，地方需要通过各种渠道筹措资金发展经济的紧迫性越强，地方债也就更加庞大。而经济低缓期的债务在中近期无力偿还，只能转移到未来，期待经济复苏期去偿还。这样旧债压新债，就形成了无序膨胀的恶性循环。
因此，要解决地方债，就必须解决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资金来源问题。这牵扯到整个财税体制框架的调整问题，自“分税制”确立20年以来，多数地方的财力就更多受中央牵制。不过至少从目前来看，“分税制”的二元结构在中近期还将坚持，不会有根本层面的变动。而通过税制调整来协调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过程将会比较漫长，较短的时期内不可能完成调整，也就不可能很快给地方政府的财政需求“解渴”。再加上全国的财政收入增速近一两年处于低缓期，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即便是“分税制”大框架适度调整，也难以从根本上填饱地方政府的“肚子”。
财政部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财政收入12662亿元，比去年同月增加813亿元，增长6.9%。其中，中央财政收入6335亿元，同比增长4.7%；地方财政收入（本级）6327亿元，同比增长9.1%。地方财政收入增速夏季单月非常罕见，低于10%。7月份，全国财政支出同比增长9.6%，支出10256亿元，支出增速明显高于全国财政收入6.9%的增速。虽然支出总量仍小于收入总量，但由于支出的相对刚性和收入的相对不确定性，各级政府急需资金稳固发展的心情依然十分迫切。
在大的财政收入预期不明朗的背景下，地方既要保证经济增速这个“大方向盘”，又要合理规范筹钱就形成了矛盾。如果经济低缓期相对较长，要缓释地方融资不规范问题，适当降低对地方经济增速的要求也许是一条疏导通道。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循环既然难以从根本层面回避，未尝不可在夯实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因循之给予更大力度地调整经济发展目标。而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察，也应该将经济增速这根“套马索”松一松。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国家审计部门正在进行全国性的针对土地的审计行动，涉及地方政府、财政、国土、商务、海洋、发改委、建设规划、房管、农林，乃至开发区、城市开发公司、公安、民政、工商、信访、劳动保障等多个部门。土地转让收入是地方融资的重要来源，看来地方融资项目很可能会受波及。
如果地方的资金来源“收口”越来越严，那不妨从根本上改变对地方官员的GDP评价模式。也许用于土木开发建设的投入少了，但环境的改善和生态的保护可能做得更好了。虽然经济增速降低了一点，但如果能花更多精力将社会风气和精神文明建设搞上去，或许社会的和谐程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更加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