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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转移了风险，这是通过证券化来实现的。
证券化其实就是把商业银行和贷款机构发放的这些抵押贷款又转卖给了其他投资者。商业银行收点管理费后就几乎完全从信用风险中解脱了，所以它们就再去放贷再去做证券化，获得更多的中间收入，乐此不疲。而且他们发现贷款审核松点也问题不大，因为迟早是要证券化掉的，而且贷款人信用越差，银行收得也越多。因此投资银行提供的证券化创新打消了贷款发放机构的最后顾虑。所以本应把好第一道关口的贷款机构放松了执业标准，而同业竞争的压力就使得基础资产质量越来越差，陷入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
金融创新放大了风险。当这些定时炸弹转移到了投资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后，他们就积极思考如何把它以更好的价钱再卖出去。这当然需要很高的技巧，既有产品设计方面的创新，也要靠营销手段的忽悠，而在这个过程中风险就被放大了。
通常的做法是投资银行先买来大量的抵押资产，形成自己的资产池，将全部住房次级贷款集合打包，放置于投资银行专门设立的特定目的公司（SPV）名下发行债券，把住房贷款的现金流收入依风险高低进行划分，创造出所谓CDO结构。风险低的部分信用评级高，例如AAA，它们当然可以卖个好价钱，但那风险非常高的垃圾债券部分呢？也要卖好价钱就需要进行信用增级，这就需要评级机构的帮忙了，以评级费用为生的评级机构也在高利润的诱惑下放弃了职业操守。这样本质是垃圾债券的CDO，被包装成为了风险很低的优质债券，即便是高度厌恶风险的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放心保）机构也都开始对其投资，更不要说本来愿意通过承担高风险来获得高回报的其他各路剩余资本了。
问题在于，不管是购买了CDO哪个部分的投资者，都承担了与他们所付价格不相称的更高风险。因此证券化金融创新不仅是转移了风险，使得原本是间接融资的信用风险变为了直接融资的市场价格风险，而且在风险转移过程中，因为投资银行自身的利益要求，还悄悄地被放大了，并全部体现在CDO债券的价格波动上。
这些债券的价格波动来源于两个驱动因素，一个是市场一般利率水平波动产生的价格波动，即市场风险；另一个是信用评级变化产生的价格波动，即信用风险。而且这两个风险源高度相关，一旦利率上升，一方面市场风险会减少债券价值，另一方面会引发系统性违约，快速提高信用风险，从而对价格形成双重打击。而在美国房价上涨周期内，并不是所有投资者都清楚这种内在联系，而且投资银行使用的各种信用增级手段也模糊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金融创新创造了新的风险。投资银行和评级机构实际上对CDO产品的垃圾本质心知肚明，也认识到了它们合作下所导致的风险放大效应，所以为了看起来冠冕堂皇和事后免责，他们也力图提供缓冲手段。投资银行为了推销自己的垃圾债券，包装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附加一个违约保险（CDS），CDS就是信用衍生产品，它本质是一个期权，它的估价由基础资产的历史违约率决定，在当时市场条件下它们都卖得比较便宜，有时甚至是由投资银行免费赠送，而保险公司也嗅到其中蕴涵的巨大商业机会，急切地以第三方供应商的身份向市场提供CDS产品。它们向投资者推销购买债券发行人违约保险，对评级较低的债券予以担保，以消除投资者对次级债券违约风险的最后疑虑。这样，在它的支持下CDO的发行更加有恃无恐，这就是经典的CDO +CDS结构。有了这个组合，评级机构就会给它贴一个合格标签，卖到市场上去了。
金融创新集中了风险。为了支持整个抵押市场而发行的CDS市场是次级按揭市场的48倍大，相当于美国GDP的4倍。而谁提供这个终极保险，谁又是这个市场的主要玩家呢？投资银行例如雷曼是CDS的前十大提供商之一，投行发行CDS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是便于推销自己的CDO；还有就是保险公司例如AIG，AIG是最大的交易对手。所以很不幸，CDS的发行机构过于集中使得本来应该分散的信用风险反而被集中了起来。而我们在前面提到，信用衍生产品是一种终极发明，因为在危急时刻所有的市场风险都可能最终转换为信用风险，而这种转换一旦实现，主要的产品提供者连同整个市场就可能会全部毁灭。
这样，一条完整的生产线和涵盖几乎所有金融机构的产业链就已经打造完成，核心产品就是CDO，注意它仍然是一种债券，是一种基础产品。供应商包括贷款机构，例如新世纪；中间商主要是投资银行，例如雷曼；还有中介机构，例如评级公司。在CDO的生产线上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只要注入资本，这条生产线就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CDO、超额利润和年终奖金红包来。
产品已经生产出来，谁来买呢？互助基金、对冲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跨国企业、外国资金，所有渴求利润的资本。低利率时代和低违约率时代的乐观情绪，使得次级贷款债券价值不断提升，其较高利率回报诱惑了来自全球金融机构的自营部门借助高倍数的财务杠杆纷纷买入次级债券。毫无疑问，其中最卖力的就是身兼总策划和运动员的投资银行。这就是金融灾难的起源。